■ 从事技术转移服务的专家是国际稀缺人才。这类人才可成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项目经理，也可成为企业创新骨干或投身创业的科技企业家
　　
　　“德国南部，或者说整个德国产业成功的秘密在内卡河谷。”在戴姆勒奔驰公司总部，高级经理英格尔·康纳德博士这样对记者说。
　　
　　内卡河是莱茵河支流，流域面积1.4万平方公里，包括了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这里集聚了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不仅有戴姆勒奔驰、保时捷、博世等知名企业总部，“隐形冠军”（在细分市场上占有大量份额，但社会知名度较低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断涌现。在欧盟区域创新指数排行榜上，该州已连续5年位列第一。
　　
　　巴符州科技创新成功的背后，有怎样的创新生态环境？
　　
　　研究人员不追求发论文当教授
　　
　　应用型科研：孵化“隐形冠军”
　　
　　巴符州位于德国西南部，州政府科学、研究及艺术部的部门负责人汉斯—格奥克·沃尔夫博士介绍，该州科研资源丰富，有9所研究型大学、23所应用技术型大学、13家马普协会研究所、17家弗劳恩霍夫协会研究所，以及由12家州立研究所组成的“巴符州创新联盟”。
　　
　　德国的应用技术型大学、马普协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在业内都享有盛誉，但对巴符州创新联盟，了解它的国人并不多。据介绍，尽管巴符州有一大批“国字号”研究所，但州政府从1985年起，陆续出资建立了12家与各个产业密切结合的应用导向研究所。
　　
　　州立自然与医学科学研究所（NMI）是最早建立的一家，也是巴符州创新联盟的理事长单位，位于德国最大的生物技术产业园区——图宾根—罗伊特林根技术园区。从巴符州首府斯图加特驱车前往罗伊特林根，登上一片丘陵地带后，记者见到了这座研究所。它的大楼并不起眼，但这幢楼孵化出18家高新技术衍生企业。企业规模虽不大，但平均年产值达上千万欧元，大多数是掌握独有技术的“隐形冠军”。
　　
　　NMI董事长何雨果教授告诉记者，马普协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的研究所都是国家级科研机构，分别从事基础研究和战略性应用科技研发，中小企业很难与他们合作；而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企业产品。如何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科研与产业脱节问题？州政府给出的方案是，在内卡河谷建立一批覆盖生物医药、汽车制造、信息通讯、能源和环境等领域的研究所，赋予其三大功能：应用型科研，所有研究都按照产品入市必须符合的标准、法规和药典进行；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包括低价或免费提供仪器设备；利用研究成果孵化衍生企业。
　　
　　TETEC公司就是从NMI走出的“隐形冠军”。该公司由2名医生创办，他们在治疗膝盖等关节损伤患者时，萌生了利用组织工程在体外培育关节软骨的构想。这个想法当时比较前卫，他们联系NMI后，何雨果认为有望实现，就与医生开始了合作研发。结果，他们研制出拥有20多个专利的细胞支架。往支架里注入软骨成骨细胞后，培养两周即可“长”成关节软骨，再通过微创手术植入患者体内。产品雏形问世后，NMI找到了投资方——贝朗医疗，还为TETEC支付了企业注册本金。由于临床效果优于传统手术，该产品已成为欧盟医疗器械委员会的首推产品，今年拿到了美国食药监局的批文，TETEC则被贝朗医疗收购。
　　
　　“我们所的研究人员不追求发论文、当教授，而是专注于研发既有战略前瞻又与企业需求对接的技术，把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来自中国的熊昕博士说。据介绍，NMI设有多个实验室和技术转移公司，实验室主任大多为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兼职教授，许多科研人员也出自应用技术型大学。作为非营利机构，研究所每年经费中的10%来自州政府，40%来自德国联邦科技部的竞争性项目资金，50%来自企业客户。
　　
　　一批服务技术转移的项目经理
　　
　　技术转移机构：助企业提升创新力
　　
　　如果说，面对科研与产业的脱节，州立研究所是通过应用型科研架起连接两者的桥梁，那么，史太白国际技术转移机构就是通过服务和教育来“架桥”。史太白总部位于斯图加特的巴符州经济大厦，它由费迪南德·冯·史太白在19世纪出资建造，外观古老雄伟，内饰却很现代化。在那里，史太白项目经理桑德拉·哈尔特迈耶尔介绍了这家全球技术转移“标杆”的前世今生——
　　
　　史太白是巴符州工业发展的奠基人，业界为报答他的付出，1868年建立了第一代史太白基金会，发展针对年轻人的创新教育和职业教育。1983年，巴符州政府全额投资重建了史太白经济促进基金会，旨在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转移到产业中。
　　
　　2013年年报显示，史太白有978家转移、咨询和研究中心，有1708名全职工作人员和3544名签约专家，专家来自科研机构和企业，其中教授730人；机构的合作伙伴遍及50个国家，每年完成10000多个技术转移项目，技术转移服务收入1.45亿欧元。史太白基金会还拥有史太白大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擅长技术研发与企业管理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中国也有高校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但大多停留在举办技术对接会、论坛研讨会这类活动的浅层阶段。成功的技术转移服务要深入企业，帮助企业提升内在的技术转移和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这一转移服务环节的缺失，造成了企业界与科技界无法有效互动。”史太白（中国）公司董事总经理覃焱深有感触地说。
　　
　　在史太白，全职人员多为从事知识和技术转移的项目经理，很多人毕业于史太白大学，既懂技术，也懂企业管理。项目经理与有志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教授合作，寻找适合将某项技术产业化的企业，或根据企业需求寻找能解决问题的教授；找到后三方一起讨论、再创新，并开展新技术的小试和中试。试验中，如果因不可预知的技术风险造成设备损坏等损失，由史太白基金会出资补偿，巴符州政府为基金会提供财政担保。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人。”覃焱说，从事技术转移服务的专家是国际稀缺人才，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建立这类人才的教育和评价体系，加大这一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这类人才可成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项目经理，也可成为企业创新骨干或投身创业的科技企业家。
　　
　　专注服务最具活力的创新因子
　　
　　上海能否建立更多应用型研究所
　　
　　内卡河谷上的两座“桥”，将科研与产业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巴符州创新联盟，还是史太白，其主要合作对象都是中小企业。这类企业的财力、人力无法与大企业相比，却是创新生态系统中最具活力的因子。据统计，巴符州中小企业里的“隐形冠军”数量，在德国各地区中排名榜首。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常静副研究员分析说，NMI等研究所原创技术成果的转化，及其衍生企业的创立成长，使一批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处于高位；再通过史太白等机构专业化、市场化的精准服务，中小企业才有能力与大企业开展广泛的协同创新——小企业研发零部件，中型企业研发功能组件，大企业负责集成创新，使“德国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常静建议，上海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程中，可围绕重点领域，推动建立一批应用型研究所，使它们成为重大原创技术及其衍生企业的策源地。这类市级功能性研发平台的功能定位、运营模式，可参考NMI等巴符州创新联盟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2年推动的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NNMI），与巴符州创新联盟有诸多相似之处。该计划将建立15家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产业界。NNMI的一大任务，也是以应用导向研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建、成长，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和需求。

企业本为主体反成傀儡

“以企业为主体说了很多年，其实企业常常被当成炮架子利用。现在申请科研项目要求必须有企业参与，否则主管部门不批准，于是许多企业被拉进来做样子。”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主席、新松机器人总裁曲道奎说。

曲道奎是留德博士，目前兼任一家研究机构博导，长期在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事研发创新实践。他介绍说，“我经历过一些所谓的创新项目：项目申报环节，大学、科研院所早就谈好怎么分钱了；执行环节，没人监督，也没人真正搞创新；到了验收环节，找一帮专家，都是研究机构、大学教授熟悉的人，都是来分钱的。申报、执行、验收三个环节都有问题，很多钱就做了无用功。”

“有的项目让企业进来，其实也就是借用企业的名义，分给企业一些钱，企业根本没有主导科研活动，创新工作也没有核心和主体。”曲道奎反思，“产学研”已经提了很多年，究竟谁是主导？这是最关键的。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很多企业自身没有研发能力，没有专家队伍，也不会组织研发，不知道哪个产品该创新，哪个技术有市场。于是，很多科研项目是以“学”为主导，但“学”又和产业离得太远，导致科研创新成果不能形成产品，没有市场推广性，不可能产业化。

曲道奎认为，“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导，前提是企业必须具备主导的能力，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是民营小微企业，没有能力主导创新。有的大型生产制造国企，也没有创新能力；有的具备创新实力，但是老总又是行政任命，只想短期出成绩，没有长远打算，没有创新的动力。如果要强迫这些企业主导创新，会成为另一场灾难。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要增加多少经费、设置多少项目，而是要筛选出真正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避免经费再打水漂。”

监管体系存漏洞

有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出现了许多科研领域腐败案件，究其原因，是体制内管的太死，但没有管好。而科研经费一旦进入市场化的公司和企业，基本就没人管了，因而出现各种寻租现象。

深圳华大基因是一家拥有4000多人研发团队、基因测序能力稳居世界第一的公司。该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从国有到民营的“脱胎换骨”，折射出国有科研机构深层次问题。

华大基因总裁汪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1999年，他与几个研究人员为了完成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脱离国有科研机构创办了华大基因研究所。他们争取到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任务之后，自筹资金1500万元，并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3500万元支持，组织完成了基因组计划。2002年，一家研究机构决定以华大基因为基础成立“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将华大基因核心骨干全部纳入中国科学院体系，由“体制外”回到“体制内”。2007年，研究所几十名科技人员再次放弃国有体制，二次创业。短短几年发展成我国生物技术领域领先团队。

汪建表示，体制内一些机制严重制约了研究工作，两次脱离国有体制是“逼出来”的。

首先，体制内缺乏决定“研究方向与任务”的权力。假如留在体制内，不可能集中4000人专门从事基因测序与分析工作。体制内研究所学科设置完善、齐全，资金分配也无法集中在一两项重点研究，造成许多研究工作没有科学和使用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国际前沿。体制内科研资金分配是分散的，华大基因不可能将8亿多元专门用于基因测序与分析工作，用近2亿元经费购买测序相关设备。

其次，体制内对人力资源的调配权有限。目前，华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俊不到40岁，累计在国外顶尖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远远超过了许多院士的论文数量。李英睿、徐讯等业务骨干均不到30岁，却发表了近40篇国际一流论文。高中肆业的赵柏闻，17岁时放弃高考进入了华大基因，如今作为主持人带领着一个由近10位外国教授、博士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研究工作。这些在体制内是不敢想象的。

“企业要搞科技创新，一定不能按照主管部门制定的战略方向和资源配置方向为方向，因为这两方面常常与市场方向发生偏差，一步走错可能步步皆错。”汪建说。“近期出现了许多科研领域腐败案件，究其原因，是体制内管的太死，但没有管好。而科研经费一旦进入市场化的公司和企业，基本就没人管了，出现各种寻租现象。”推荐：www.occiorient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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