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个案例：科技创新体制的借鉴与启示




1、德国科技创新体制研究与借鉴




（1）德国科技创新体制的四个层次




1）政策决策和管理层。政策决策与管理层由联邦与各州的议会及政府构成，主要负责关于教育、科技和创新的政策的制定，以及创新外部环境的建设。




2）咨询和协调层。咨询与协调层主要包括科学委员会、创新与增长咨询委员会以及联邦州文教部长常设会议等，这些委员会相当于一个智库，向政府提供决策方面的咨询建议。




3）科学协会和研究执行层。科学协会和研究执行层主要包括研究基金会和马普学会等。一方面从事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负责制定并执行相关的研究政策及资金分配。




4）私营部门和工业协会层。私营部门和工业协会层主要包括联邦工业协会、特定领域的工业协会和工商总会等，围绕特定研究课题开展辅助性活动，为成员提供各种与研究和创新相关的服务。




（2）德国科技创新体制的六项特征




1）制定创新战略目标与政策。




德国制定了比较清晰的创新目标， 1982年德国制定创建新技术企业的计划，1996年通过《德国科研重组指导方针》，1998年颁布《INFO2000：通往信息社会的德国之路》，2000年通过《高校框架法第5修正法》草案，2004年签订《研究与创新协议》，2006年发布《德国高科技战略》报告，2012年推出《高科技战略行动计划》并通过《科学自由法》，2013年通过《联邦政府航空战略》并推出《德国工业4.0战略计划实施建议》。德国非常有前瞻性、引领性地制定整个科技研发的战略和计划，而又把这些转化为引领全社会、特别是产业界的产业进步和技术进步的引擎。




2）定位清晰的公共科研体系。




国家科研机构包括三个部分——德国科学院、德国公共科学资助机构和德国主要的科研机构。民间科研机构包括民间科学研究以及民间的科学基金会。其中最核心的是以四大协会为代表的四大科研机构。它们在德国的创新体制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普学会主要侧重于基础研究，亥姆霍兹协会主要面向前瞻性的高新技术研究，莱布尼兹协会主要负责国际交流合作以及实际工程问题的基础研究，弗劳恩霍夫协会主要侧重于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的应用转化开发。




3）健康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




在德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从事研发工作，除了大型企业，许多中小企业也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而且企业做科研一定是面向市场需求。德国的企业界是国内科研领域的最大资助者，不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拥有一流的实验室、高素质的研发人员和充足的科研经费，同时企业界也成为国内科研成果的最大受益方。德国政府高度重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并且有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和做法。




4）无所不在的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




德国的中介服务机构在德国的科研体制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当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德国的专业化中介机构主要承担几个方面的职责：第一、充当企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第二、帮助政府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三、针对中小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进修、职业资格教育和专业技能等开展一系列培训；第四、为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和经济、金融、科技、管理、出口、专利申请以及新产品市场规划等信息咨询服务。另外，中介服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类型是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中小企业只要能够把技术做出来，发达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就能保障技术的及时转化和应用。




5）独具特色的双重教育体系。




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坚持研究型大学与职业技术院校、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并重。研究型大学在德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大学坚持学术独立性，坚持从事科研和教学。研究型大学与四大研究学会开展紧密合作。除研究型大学外，德国还有集中开设工程和自然科学专业的工业技术大学，如慕尼黑工大、亚琛工业大学等，这为德国的自主工业发展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




6）全方位的科技投融资机制。




德国政府始终非常重视为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包括为企业提供创新的投融资政策，鼓励创新型企业的开设以及科研立项，为相关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活动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放贷款等优惠条件。对于相关科研机构，德国政府提供多种资助渠道，包括与政府、企业以及非营利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等。同时德国积极开展欧盟内部的各项合作计划。而且，德国三分之二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于企业，这充分说明企业对科研成果的迫切需求以及对已经转化为实际应用的科研成果的认可及反馈。




2、以色列科技创新体制研究与借鉴




以色列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达90%以上，应该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以色列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0.2%，但是拥有1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每一万名雇员中就有140位科技人员或工程师，大于美国与荷兰之和。2013年人均风险投资额是美国的3倍、欧洲的57倍、中国的113倍。




以色列科技创新体制的特征：




1）全民创业为孵化器提供大量科技创新项目

以色列有147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平均每1800人中就有一人创业，“以色列人的直率性格和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潮是成就以色列创业经济的源泉。”




2）军民融合，军用到民用带来高科技技术转移

以色列军工非常发达，并且无缝衔接到民用领域。这里面有很多典型的案例，背后有一整套体制和政策环境的支持。




3）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为科技创新产业化保驾护航

1991年由以色列政府制定这个计划，当时前苏联大量移民涌进，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受过良好教育，在科学、技术及工程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同时他们又非常缺乏管理、市场营销及业务开发的经验与知识。面对大量的人才和创新孵化项目，以色列开始从国家层面建立孵化器，从1991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之前的孵化器由国家创办，2002年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启动了孵化器私有化进程，主要目的是强化孵化器的专业和财务实力，由国家精心组织安排。截至2011年年底，以色列共有26个孵化器，20年间共成熟孵化了超过1500个项目，平均每年成熟孵化75个项目，其中57%吸引了私人投资者，47%仍处于营业状态。




4）风险投资提供资金，同时提供关系网和创业经验

自2000年以来，大约有上千家以色列公司被国际企业收购，其中2006年就有76家高科技公司被并购。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出售给国际集团的交易总量超过500亿美元。




3、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案例研究与借鉴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是一家由政府设立并致力于科技创新活动的非营利性公共研究机构，台湾的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研院。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于1973年，当时岛内外环境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时任经济部长的孙运璇认为唯有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才能彻底实现台湾经济的转型和起飞。当时把联合工业研究所、联合矿业研究所与金属工业研究所合并，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并赋予工研院以先进的工业技术推动台湾工业发展、引领经济起飞的目标。工研院成立40年来，配合台湾发展工业技术的目标，不但提升了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而且开创出半导体、计算机、宽频及无线通信等领先全球的新兴产业领域，极大地提升了台湾的产业技术水平，直接促成了许多高科技产业的诞生，使台湾产业结构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与资本密集型。




（1）推动产业发展的成果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创立40年来，始终坚持践行“以科技研发带动产业发展，创造经济价值，增进社会福祉”的使命和宗旨，在创新研发、人才培养、衍生公司、培育企业、技术服务与技术转移等方面成效卓著，不但为台湾开创了许多前瞻性、关键性技术，还孕育了多家台湾新兴科技企业，培育了无数科技人才。




（2）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做法




1）新兴且关键技术的引进、研发与转移。




工研院借由关键技术的突破带动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开创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工研院引进关键技术，之后经由内部研发活动，做二次研发，再转移至产业界成为技术创新和发展的核心能力。




2）协助传统产业实现技术升级。




工研院积极参与政府推出的鼓励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推动计划、业界开发产业技术计划及主导性新产品开发辅导计划、协助传统产业技术开发计划等多项行动，推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传统产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最后孵化出许多大型企业。




3）专利权的产出与运用。




工研院自1980年代末开始突出强化知识产权规划。所以它像德国的公共中介服务机构一样，成为了台湾的技术创新、转化和专利权产出及应用的重要机构。




4）立足新兴科技产业大力培育衍生公司。




基于当时的背景，工研院在新兴科技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上创造了衍生公司的独特模式。先后创立和衍生出联华电子、台积电、盟立自动化等一大批知名产业公司，对台湾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具体的做法是创立衍生公司，到适当的时机再策略性地退出，通过资本市场将公司股权完全转让给社会，从而将技术带给产业界，落实推动产业发展的目标。




5）人才扩散及创造的产业组织与网络。




工研院发展起来以后，台湾政府在整个工研院周围规划建设了新竹科学园区，并推动形成高科技产业组织与网络的集群效应。新竹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包括政府启动、技术推动、市场拉动三大驱动力量和技术、人才、资金、管理四大核心要素。随着新竹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工研院的发展也迈上了新台阶。




（3）台湾工研院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在台湾经济起飞初期，依靠政府集中力量来建立应用技术公共研究机构能很好地聚集政府、产业、科研部门力量，从而实现技术和产业的重点突破。作为一个国家来讲，科研体系不能分散，一定要从国家层面聚焦强有力的核心资源，然后由国家来引导资源配置，在其中发挥主导地位。台湾的工研院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些机构强有力地聚合了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资源要素，才能够获得核心地位，推动科技进步与产业转化。这里面有很多做法，比如说政府通过拨款和项目引导等方式让工研院发挥它的影响和作用，从而使工研院走出了一条政府与市场力量结合的成功路径，让公共财政性质的成果服务于整体产业。




（4）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与社会及外部资源的良性互动




构建产学研格局，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工研院与新竹科学工业园、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在空间上的集中配置构建起独特的产学研格局，形成三者的良性互动态势。创新要素在特定区域的集聚能够有效促进要素拥有者之间信赖、合作、联盟关系的产生，有利于创新网络、创新机制、创新文化的形成。




二、对科技创新体制的一点粗浅思考




1、案例研究的共性特征与主要启示




一是创新立国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格局；二是发达的公共科研体系；三是以企业居于核心地位的创新生态系统；四是贯通性、开放性、流动性、融合性的全社会创新发展体系；五是各具特色的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供给机制；六是发达的全方位的科技投融资机制。这些毫无疑义对我们国家下一步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创新体制的构建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




2、科技创新体制的五个核心要素




（1）国有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体系




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有科技企业等。国有体系拥有大量优质资源，如果这些资源能够面向市场释放，那可能是中国科技界的新出发，成为新的一次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背景。




（2）以产业大公司为核心的创新平台体系




社会企业例如华为、阿里巴巴和百度，体制内企业例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航工业集团、高铁、核电等。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产业大公司，而且这些产业大公司在技术研发上、在推动技术应用和带动全社会产业进步上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科技创新需要有一大批的产业大公司群体真正形成集群，它们是具有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产业化能力的平台型产业大公司。




1）案例一：华为




华为去年的销售收入接近2900亿元，净利润是278亿元。截至去年年底，华为累计共获得专利授权38,825件，累计申请中国专利48,719件，累计申请外国专利23,917件，90%以上专利为发明专利。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人民币1900亿。去年一年华为从事研发的人员约76,000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研发费用支出为人民币408亿元，占总收入的14.2%。




2）案例二：百度




李彦宏在百度十五周年演讲中讲到这样一段内容：我们相信技术的力量，我们的团队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优秀的技术工程师。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反而拿出更多的经费来加大研发投入。今天百度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语音、图像识别等领域正进行着深入的布局。百度坚信，技术是我们在巨变的竞争环境中超越一切对手的决定性力量！




3）案例三：中央企业




中央企业作为主力牵头参与建设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科技产出成果丰硕，特别是在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特高压电网、支线客机等领域。中央企业毫无疑义拥有大量体制内资源，下一步需要考虑如何把这些要素激发释放出来，使中央的平台化产业大公司在未来的科技体系中居于核心、引领性和支柱性的战略地位。




（3）社会创业创新活动与科技研发资源要素体系




中国5000余万华人华侨中有400多万是专业人才。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共派出了351万留学人员，其中回国人数超过180万人。大学毕业生累创新高，2015年大学毕业生再创新高，总数为749万人，还有其他人员。在未来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这部分人的活力会逐步被激发出来，这些就是民间的创业创新的主体力量。




（4）国际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体系




对于中国一批在细分领域里居于龙头地位的企业和中小成长型企业来说，它们未来面临的大的战略命题是，如何由一家中国行业内的领袖企业成长为全球的领袖企业。




1）市场+服务




中国企业做原创性的技术研发并不占优势。秦川机床的董事长龙兴元讲过一句话：中国企业做原创性技术研发基本上都会陷入到一个怪圈，就是落后赶超，再落后再赶超。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在一开始做原创性的研发做不到位，但是中国企业有很大的优势，就是做中国市场化的开发、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和技术的服务。




2）平台化+群落化




如果建立起市场+服务的网络体系，公司就可以做成一个平台。中国现在的一个态势和地位可以使公司在这个平台上嫁接全球优秀的产业资源和优秀的技术研发资源，因为这些资源是一定要进入中国的，而资本和产业化资源涌入到中国也需要一个平台，包括它的各个细分行业都需要有针对性的平台。




3）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中国平台整合全球资源




中国高铁和核电的发展就是嫁接了国际的创新资源要素体系，尤其高铁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异军突起，成为拥有全球最领先技术的国家。2005年前后，中国从加拿大、日本、法国和德国等掌握高铁先进技术的国家引进技术，2007年开始运营高铁，截至2014年末中国高铁已在全世界留下了16000余公里的铁轨，里程长度占全世界高铁的57%。2014年，包括高铁在内的中国铁路相关行业总出口额达43亿2000万美元，同期增长22.6%，输出对象多达80多个国家。目前，中国与全世界28个国家保持着高铁合作关系。




（5）资本市场金融生态要素体系




这点在中央文件里已经讲得非常全面，像“创新驱动战略”里就提到了一些方式，比如说科技银行。另一种是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并购基金等，以及资本市场上的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海外资本市场。其他的常规性和创新性的融资手段主要包括股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金融等。




这五大体系的内在逻辑是“一个主体，两个嫁接，三个贯通”。




一个主体是以产业大公司为核心的创新体系，它起着承上启下、连接左右的战略作用。能够将国有的创新科技体系即体制内的资源进行产业化，这里面的产业大公司就相当于前面讲的台湾工研院和德国四大协会。它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如何把国有的创新要素释放到产业、社会和企业界，另一方面是如何将社会大量的创业创新活动，以及科技研发体系当中冒出来的新的研发技术，通过平台进行转化。另外，它还要有两个嫁接，一方面要嫁接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体系。另一方面要嫁接资本市场，需要考虑怎么做创新孵化基金和并购重组基金，如何上市，如何保持金融生态的有效嫁接互动等。“三个贯通”就是要打破纵向的三大体系在体制、机制、政策上的壁垒，形成三者之间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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